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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太陽花學運看世代信任危機

太陽花學運至今已經屆滿半個月,凱道遊行和平落幕之後,學生仍未從立院撤出。學生代表林飛帆歷經多次修正之後,最後提出四項訴求:退回服貿協議、制定兩岸監督條例、先立法再審查、召開公民憲政會議,若政府不能同意這四項訴求,則將持續占領國會。該訴求主要是希望未來在面對中國時,不論是談貿易協定或者是外交協商,都能有更進一步的法源得以援引;另一方面,更希望透過公民憲政會議討論目前憲政體制之危機。

學運領袖從「應然面」提出訴求,而馬政府則以「實然面」回應,應然與實然之間本來就有取捨的空間,重點是談判雙方如何找出平衡點。學運領袖林飛帆批評馬政府以虛回應、不給確實承諾,但事實上馬政府在這次斡旋上倒是做得相當漂亮。政府一方面堅持服貿不能退回,另一方面則決議逐條審查服貿同時召開公民憲政會議或國是會議,留底線、留空間;學運核心成員對此態度強硬,目前看不到讓步的傾向,下了一手險棋。我認為馬政府反應雖慢,但此次應對已經在應然跟實然之間取得平衡,只要執政黨與在野黨順利逐條審查、公民憲政會議順利召開,絕大多數人民並非不能接受;如果學運成員把話說死、把事做絕,完全不留談判的空間與餘地,已經讓自己陷入進退兩難的情況。非法佔領國會是個久戰不利的戰術,時間越久反對聲浪就會越強;更何況,從憲政基礎看來,不論學運成員們多自以為自己代表了「人民」,其對抗的終究是民主機制下人民直選出的總統與立院。假設學運領袖不願鬆口,那麼接下來只能賭政府無法順利逐條審查或者公民憲政會議失敗,賭贏了則師出有名,賭輸了則將狼狽退出國會。

太陽花學運:政治統獨之爭、經濟左右之爭、社會世代之爭

我始終認為太陽花學運之所以能引發如此大的社會回應,是因為其層次早就超越服貿的程序問題;可惜的是,學運領袖雖然提出了一些建言,但卻始終停留「服貿程序」實在是太低。服貿議題只是導火線,真正的火藥庫則是:政治上的統獨之爭、經濟上的左右派之爭以及社會上的世代之爭。

統獨問題是最顯而易見的觀察角度,世界主流媒體大都認為服貿爭議的主因為「台灣人民反對政府過度傾中」。台灣人逃避面對統獨問題已經逃避了十餘年,最大的盲點在於:越來越多人認知到中國與台灣此消彼長的趨勢,理性上知道長期難逃統一,情感上卻無法放棄獨立。我原本相當期待這次學運的主軸能放在統獨議題,逼迫所有台灣人民以及政府表態,維持現狀都是獨立的一種型式,先確立國家的政治上走向之後,再開始規畫策略並在各種議題上做出取捨。可惜的是,雖然外國人看太陽花學運都認為這是一個統獨路線的衝突,但學運領袖以及台灣人民還是輕巧地迴避了這問題。

近幾年來世界性的貧富差距擴大,助長了各國左派勢力崛起──太陽花學運當然也是這波浪潮下的產物。台灣對中國或者對其他國家開放,其實都會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,這幾乎是無庸置疑。台灣有沒有辦法選擇不加入?以台灣的市場規模以及經濟模式而言,鎖國是種最快的自爆方式。以目前台灣平均賦稅只有12%、國民兩黨又都是右派政黨而言,不管未來跟多少國家簽定FTA,幾乎已經確定不可能透過政府執行效果顯著的重新分配。儘管近幾年的社會運動已經頗有左派抬頭的氣氛,但卻依然沒成為這次學運的主軸。

我在〈親愛的嬰兒潮世代,請祝福,但切莫道歉〉探討世代衝突的背景,論述了目前台灣兩個主流世代如何在不同成長環境下,形塑成不同的思考模式與邏輯。我認為,統獨與左右派的爭論仍方興未艾,太陽花學運則又正式掀開這場戰後嬰兒潮世代V.S.後1976世代的戰爭。這次太陽花學運的主要參與者其實並非只有學生,而是20歲到35歲的年輕人,也就是後1976世代;而50歲到65歲的戰後嬰兒潮世代雖然也對服貿的程序瑕疵不滿,卻無法接受太陽花學運長時間佔據國會影響議程。

戰後嬰兒潮世代早年經歷過真正的極權政治,對於這一世代的人而言,自由的政治與繁榮的經濟都是他們努力爭取來的結果。為什麼戰後嬰兒潮世代強調「競爭」?因為競爭是他們獲得成功的方式。為什麼戰後嬰兒潮世代強調「法治」?因為這是他們制訂出來的律法。有位戰後嬰兒潮世代的長輩甚至露骨地說:「如果現在的政府真的像這些學生說得這麼專制霸道,怎麼可能任憑學生占領國會這麼多天?」但對於後1976世代而言,看到的是兩次政黨輪替的過程中,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都以黨綁政,讓所有法定的監督機制淪落為政黨鬥爭的工具。是的,人民擁有投票權,但卻沒有相對應的罷免權、創制權與複決權,以至於人民直選出的政府並非依循人民意志運作,反而是依照政黨意志運行。即使是立法委員,在政黨動員令之下仍得乖乖屈從。對於後1976世代這年輕一輩而言,戰後嬰兒潮世代創造制度不可信任、執行制度的政府與立委也都不可信任──這才是太陽花學運的真正面貌。

世代之間的信任危機

「不信任」絕對是這次學運的核心關鍵字。後1976世代不信任中國政府,也不信任中華民國政府。學生口中的憲政問題與財團問題,不僅是人民對制度的不信任,更是對這些居其位不謀其政的執行者的不信任。或許林飛帆與陳為廷等年輕的學運領袖們都不知道,自己發動的其實是一場後1976世代針對嬰兒潮世代的鬥爭。我始終認為台灣的問題早就不是制度,讓德國人來實行台灣的這套運作系統也一樣可以步上正軌,真正的問題是人,是這群掌握著資源與權力的戰後嬰兒潮世代。

過去的台灣是個中高度信任的社會,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威權時代資訊不透明,但另一方面,過去的政府官僚與創業家也的確具有質樸而自律的專業精神。雖然當時的制度並不如現在這麼開放完整,但彼此互信的社會氣氛卻能充分彌補制度不完善之處。我們應該質問戰後嬰兒潮世代,為什麼在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之後,卻每每展現出讓所有人民都無法信任的行為?而戰後嬰兒潮世代中自律自愛的政經菁英們,當你們看到自己同輩者失序時,又為何總是沉默輕放?社會信任極難建立卻又極易破碎,未來該如何在社會信任低落的情況下讓國家運作恢復效率,是個非常沉重的議題。然而,這已經不是戰後嬰兒潮世代該解決的困境,而是新世代該突破的瓶頸。

我們樂見後1976世代的青年們更加積極地提升社會影響力,例如創業、立黨,用富有創意而和平的手段適時汰換掉太多早該被淘汰的父執輩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,下一代必須超越上一代社會才能不斷進步,讓戰後嬰兒潮世代功成身退是我們後1976世代的責任與義務。戰後嬰兒潮世代必須理解,無理性地壓抑年輕人的選擇與自由,終究會帶來強大的反彈;後1976世代也必須理解,與其責怪環境的困窘倒不如從自己改變開始做起。這場同時混雜著政治、經濟與社會議題的世代戰爭,很可能會成為未來數年台灣發展的主軸。是福,是禍,亦或者福禍相依,我們的命運還沒有定論。

此刻覺醒,一切變革才正要開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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